拾遗

、存钱的数目——后面添一行，铅笔写的：欠陈屿一张。

写完，他拿橡皮把那个"一"描重了一点，像是怕日子久了，自己看不见。

拾遗·一

〔错题本最后一页。铅笔。〕

一、月考进前五十

二、攒钱买个镜头

三、带我妈去一趟西安

四、考出去

五、把奶奶说的那个村子，拍下来

第五章

头像亮起来那天晚上，是一月，我加班到很晚。公司那阵子在赶一个东西，具体是什么，现在想不起来了，反正是那种赶完了也不会有人记得的东西。

到家是凌晨两点四十一。我记得这个时间，因为进门那一刻我看了手机——不是看时间，是想确认刚才在出租车上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。

我在出租车上翻微信。不是找人，是那种无意识的翻——手指头自己动，大脑已经关了。联系人列表从上往下划，划到一个位置，手指停住了。

一个拼多多群。群名叫"互帮互助砍一刀"，最后一句话是一七年发的，系统标注着"该群已超过一百八十天无消息"。群还在，很正常。不正常的，是群成员列表里，周拾的头像——亮着。

不是"在线"那种亮。微信的规则我知道，死人群聊不会显示在线状态。我说的亮，是他的头像——一张他大学时的照片，穿着蓝色格子衬衫，站在一棵棕榈树下面——那张头像，在我划过去的那一秒，动了一下。不是闪烁，不是跳动，是那种你盯着一盏灯看久了，它忽然暗了一下的感觉。反过来——是它忽然亮了一下。

时间太短了。短到你没法确认它真的发生过。就像半夜醒来，听见隔壁房间有脚步声，你支起耳朵去听，什么也没有了。你告诉自己，是房子在响。

我在出租车后座上盯着那个头像看了很久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。我把手机翻过来，扣在膝盖上。过了两个红绿灯，又翻过来。头像没再动过。群还是那个群，死去很多年了。

回到家，我没开灯。坐在黑暗里，手机屏幕的光打在我脸上。我把那个群点开，往上翻。最后一条消息是周拾发的，一七年九月，一张拼多多链接，一颗猕猴桃。下面有人回复："点了。"他回了一个抱拳的表情。

往上翻，全是这种。链接，回复，抱拳。链接，回复，抱拳。他那时候为了省几十块钱，可以在群里砍一整个月的价。他这个人，钱算得清，人情也算得清。你帮他砍一刀，他一定帮你砍回来。不欠，也不让谁欠。

我把群聊翻到了头。消息不多，因为群不大，就我们外包时期那十几个人。周拾失踪以后，这个群再也没人说过话。谁也不提他，谁也不退群。

我关掉聊天窗口，看见电池还剩百分之四。充上电，去洗了把脸。水很冷，是那种一月份的深圳水龙头里特有的冷——不是北方那种刺骨的冷，是温吞的、不够冷的冷，让你觉得它本来可以不冷，但它偏要冷。

洗完脸，我站在洗手间门口，犹豫了一下——要不要跟谁说这件事。

能跟谁说呢。罗嘉阳在办移民，一年没联系了。苏晚还不认识。我爸妈——跟他们说一个死了三年的人头像亮了，他们第二天就会给我约精神科。

我回到房间，拿起手机。那个群还在我最近聊天列表的第一行。我点开，看了很久。什么也没做。

最后我锁了屏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屏幕朝下。躺下。闭眼。

三分钟后又睁开了。

我拿起手机，把那个群的聊天记录截了一张图。就一张。什么也不截，只截周拾发最后一条消息的那一屏——那条猕猴桃链接，那个抱拳的表情。我把截图存进相册。我的云相册已经四万多张了，不多这一张。

然后我把手机放回床头柜，屏幕朝上。盯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，上一个租客留下的，形状像一个不太完整的省界。

天亮的时候，水渍还是那个水渍。窗外开始有鸟叫，混着环卫车倒车时一迭声的"请注意，倒车"。深圳醒了。

我坐起来，又打开那个群。群还是那个群，死了很多年。

但我不确定了。我不确定我昨晚看到的，是不是真的。

接下来那几天，我每天早中晚各打开那个群三次。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告诉自己，你可能是加班加的，可能是灯光反射，可能是微信出了 bug。但我知道，从那天起，有一件事已经不一样了——周拾失踪三年，这是第一回，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死。

第二章

周拾转正，是二〇一九年四月。

那天下午，我在公司 B 座十九层的走廊上碰到他。他端一杯速溶咖啡，靠在窗边，看楼下的停车场。四月的深圳开始热了，整面玻璃幕墙晒了一天，人站在窗边，像站在一台开着门的烤箱前头。

我问他怎么跑这层来了，他们测试组在 A 座。他说过来送个文档，顺便看看风景。十九层没有风景，只有停车场和一小截高架，高架上的车排成两条，红的一条，白的一条，谁也不动谁。

我说那你看吧，我先回去。他嗯了一声，没动。

我走出去七八米，他在后头叫我：陈屿。

我回头。他还靠在窗边，端着那杯咖啡，冲我笑了一下，说，没事，晚上一起吃饭。

周拾是那种把好消息也攒着的人。钱攒着，假攒着，连一件高兴事，也要攒到一个够正经的日子，才舍得拿出来花。那天下午，他嘴里含着一件事，从我看见他起就含着，愣是没在走廊上说。

说起来，我到这家公司，还是周拾先探的路。

他二〇一五年就来了深圳，比我早一年。那时候我在西安等毕业，他在电话里跟我讲这家公司怎么样，班车几点发、食堂几块钱一顿、加班到十点有没有夜宵，讲得像他自己是这儿的主人。等我第二年秋招拿了offer、拖着箱子出深圳北站，来接我的就是他。

只是他接我的时候戴的是红牌，我入职头一天领的，是白牌。

白牌是正式，红牌是外包。这件事公司没写在任何地方，但每个人都懂。我那张白牌是在入职大礼包里发的，跟一件文化衫、一个保温杯、一本员工手册装在一起，两百多个应届生一人一份，像发准考证一样发下来。周拾那张白牌，他等了三年半，报了三次，才拿到。

同一张牌，同一栋楼。我从正门走进来，凭一张毕业证；他从旁边那道门，一年一年往里挪。

红牌进不了健身房，参加不了年会，食堂要在单独一个窗口打饭——菜是一样的菜，窗口是单独的窗口。红牌的工位上贴一张小标签，印着供应商的名字，不是公司的名字。

周拾在那家公司坐了三年半，工位离我不到三十米。他桌上那张标签换过两回，因为他的外包公司被人收购过两回。他这个人没挪窝，头顶上挂着的那家公司的名字，倒是换了又换。

晚上七点，我们在白石洲。

那时候我们还住白石洲，我、周拾、罗嘉阳，三个人合租一套五十来平的两居，周拾睡客厅隔出来的一小间。白石洲的巷子窄，两栋楼之间伸手能碰到对面晾的衣裳，抬头是一条被楼挤出来的天，宽处一米，窄处一拃。

面馆在巷子最里头，陕西人开的，我跟周拾常来。老板是渭南的，听得出周拾的口音，每回都多给他半勺辣子。四张塑料桌，桌面上一层擦不掉的油光。

周拾要了两碗油泼面，跟老板说，加两个卤蛋。

平时我们不加。一个卤蛋一块五。

我说，今天什么日子。

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放桌上，推到我面前。

一张工牌。白的。

上头是他的照片——工牌那种谁拍谁难看的照片——名字，周拾，底下一行小字，部门和工号。没有供应商的名字了。

我拿起来看。他看着我看。

转正了，他说。

我把工牌递回去。他没马上收，捏在手里，翻过来，又翻过去。正面看看照片，反面看看那个新工号，看完再翻回正面。像在核对一张中了奖、还没敢去兑的彩票，来回看那串数字，怕自己认错一位。

面上来了，两个卤蛋卧在辣子上，红彤彤的。他把工牌收进兜，收完又隔着裤子按了一下。

外包转正，我在那家公司待了十年，见过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。名额一年一年抠出来，抠的时候还要看大盘、看编制、看那年公司缺不缺钱。周拾报了三次，前两次都卡在最后一轮。这次过了。

我问，怎么过的。

他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我 leader 说，这回有个名额，我给你报了，你先别声张。然后就过了。

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，这件事一点没影响他高兴。他报了三次，前两次没过，这次过了，他只需要知道这些。

他低头吃面，辣子吃得满头汗，卤蛋两口一个。我很少见他吃东西吃得那么响。

吃到一半，他撂下筷子，说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

他走到门口。巷子里信号不好，他往外挪了几步，站在一盏坏了一半的路灯底下。我隔着玻璃看他。

"外包"这两个字，周拾从来没跟他妈解释过。他妈在周家湾新村种猕猴桃，一辈子没来过深圳。深圳在她那儿是一整块地方，儿子在里头上班，白牌红牌、进不进得了健身房，她不知道，也不用知道。她只知道每年秋天往深圳寄两箱猕猴桃，一箱给拾娃，一箱让拾娃"给那个西安来的娃捎去"。

所以转正这件事，他也没法直接跟她讲。我看见他的嘴在动，看见他点头，电话那头看不见他点头，他还是点。他把一件没法解释的事，说成了他妈收得下的那种话——稳当了，往后不用愁。

他妈在那头说了很长一段。隔着玻璃，我听不真切，只有断断续续几个字飘进来。他一直"嗯，嗯"地应着，中间应了一句"猕猴桃收到咧，甜得很"，最后笑了一下：知道咧，我吃着呢，这就吃。

他回到桌边坐下，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。

他没有第二个电话要打。他奶奶头年秋天走了，没赶上看这张白牌。这件事周拾收在心里某个地方，那天晚上没往外拿。

面吃完，他要拍工牌。

他把工牌摆在桌上，用手指把边对齐桌沿。嫌桌子油，抽了张纸巾垫底下。拍一张，看看，不行，灯暗。挪到门口灯光下，蹲下去拍第二张。还不满意，说照片里能看见桌上那层油光。

最后他把工牌拿到巷子里，举起来，对着头顶那条一米宽的天，拍了第三张。天黑了，照片背景是深圳的夜，窄窄一条，工牌白得发亮。

拍完他坐下编字。编了很久，手指在屏幕上打了删、删了打。我看着他起码打了三行，一行没留。

最后他发出去。我手机响了一下。点开他朋友圈，一张工牌，配文两个字：

值得。

我给他点了个赞。那时候我们的朋友圈还都互相点赞。

我问他，转正涨多少。

他说了个数。涨得不多，外包底薪压着，转正也是从底下一点点往上补。但他算过了，补上这块，再省一省，年底能攒下一笔。

我问，攒钱干什么。

他说，买个镜头。

我说你不是有手机，你现在也不拍了。

他说，转正了就拍了。他看好一支二手的，跟他当年来深圳前卖掉的那支同一个型号，成色好，快门数不多。卖家在华强北，他去看过两回，都没舍得买，说想等一个正经的由头。

我问，买了拍什么。

他没直接答，笑笑，说，拍点东西。到时候带你去。

出来快十点了。老板收摊，把塑料凳一个摞一个，摞成两根柱子。卷帘门放下来一半，我们弯着腰从底下钻出去。

白石洲的夜比白天还热闹。烧烤摆出来了，代驾举着牌子，中介往电线杆上贴房源。我们往回走，一栋握手楼接一栋握手楼。楼跟楼之间那条天是黑的，偶尔漏下一块别人家的灯光，落在地上，我们从光里走过去，又走进没有光的地方。

周拾走在前头，走得比平常快一点。他兜里那张工牌，隔着裤子看不出来，可我知道它在那儿。

到楼下，他停住，回头跟我说了句话。

他说，走，明天还上班。

电梯间的日光灯管一闪一闪，照得走廊一明一暗，像一台老电视在自动换台。我看着他走进那道忽明忽暗的光里，拐了个弯，不见了。

第六章

周拾卖东西的手法，我认得。成色写清楚，用了多久写清楚，不夸大，也不遮掩。

这不是他后来才学会的。

二〇一二年夏天，他第一回卖东西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年我们高考。出分那天下午，他在校门口等我，穿一件洗到领口变形的 T 恤，手里捏着一张纸。我以为是成绩单。他递给我，上面写的不是分数——是一行一行，手写的：手机型号、购买日期、成色、报价。

他把手机卖了。他爸给他买的那台，诺基亚，用了两年，屏幕有一道划痕。他说，不影响用。买家是同年级一个男生，验了五分钟，付了钱。八百块。

我说，你疯了，你上大学不要手机？

他说，要。所以我得先到那儿。

那八百块，他拿来买了从咸阳到学校的火车票。硬座，十六个钟头。剩下一百二，充了饭卡。到学校的头一个星期，他没有手机。辅导员找他，得打到宿舍的座机上。舍友接电话，喊一声，周拾，电话。他从上铺探出头来，说，来了。

那年冬天，他用奖学金买了一台新的。红米，九百九十九。拆包装的时候，他在宿舍桌上铺了一张报纸，拆得很慢，像在拆一件迟早要还回去的东西。装好卡，开机，等了很久。屏幕亮了，他盯着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它放在枕头底下。

他说，这下不用麻烦别人喊我了。

后来他卖过很多东西。离开深圳前，闲鱼上那五件，不是他第一次清仓。他这个人，走到哪里，就把自己清零一次。高中毕业卖手机，大学毕业卖教材，白石洲拆迁卖二手家具，外包转正卖工牌——他每推开一扇门，就把身后那扇关紧，上了锁，钥匙扔了。

有一回我问他，你这些东西卖了，不心疼吗。

他说，物件是物件，人是人。物件可以再买，人得往前走。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把那个防潮袋从抽屉里拿出来，打开，取出镜头，看了两眼，又放回去了。他没卖那支镜头。他所有东西都卖过，只有那支镜头，从头到尾，没挂到闲鱼上过。

最后一件，不议价。

第七章

头像那件事之后——那个死了七年的群，那个亮了一下的头像——我开始找人。

我在深圳认识周拾这么些年，认识的是我这一半的周拾——老家的、学校的、跟我合租过的。他在公司那八年，白天那十几个钟头，我几乎不在场。那一半周拾，得问别人。

我从他 XR 组的人问起。脉脉上一个一个翻，翻到一个头衔前面还挂着"前"字的，用户运营。我发了条私信，说我是周拾的老乡，想打听点事。

大部分人没回。她回了。约在科技园一家咖啡馆，下午。

她叫苏晚。比周拾小两岁，衡阳人。到得比我早，坐在最里头，面前一杯冰美式。见我进来，她把杯子往旁边挪了挪，像给我腾地方，又像给她自己腾。

她说话不快，嗓子有点哑，尾音压得很低，像怕吵醒谁。

她跟周拾同组两年。她做用户运营，他做硬件测试，工位隔着一条过道。

我问她周拾是什么样的人。她想了想，说，就是那种，你让他加班、他从来不问为什么的人。派给他的活，他先说好，回头自己再琢磨怎么干成。组里最不起眼，也最不出错。

裁员那天，她跟周拾同一批。

她说，通知上午发，HR 一个一个叫进小会议室，出来的人就开始收东西。公司发的纸箱，扁的，自己折。她折箱子的时候，看见周拾也在折他那个，折得特别方正，边对边，角对角，像在完成最后一次交付。

走的时候要过闸机。工卡还没停，滴一声，绿的。出了门，门口有人专门收工卡，收了当场消磁，机器嘟一声，灯变红。她说她这辈子忘不掉那个声音，一排人排着队，把工卡递过去，嘟，嘟，嘟，一个接一个，绿的变成红的。

聊到后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开的口，还是把头像的事说了。

我说得很小心，说可能是我看花了，一个死了七年的群，头像亮了一下，一秒不到。说完我就等着她拿看神经病的眼神看我。

她没有。她放下杯子，安静了几秒，说，你也是。

她说，一月里，她收到周拾发来一个链接。拼多多，帮忙砍一刀。

她当场点开过。链接失效了，页面是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她说她盯着那个白页面看了很久，然后截了图。她把截图翻给我看：一个打不开的拼多多链接，发送时间，今年一月，发的人，周拾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像两个各揣着半张暗号的人，把两半凑到一起，凑出来的，是同一个人。

临走前，她说，我给你听个东西。

她从包里摸出一副耳机，分我一只。点开手机，放了一段音频。

是雨声。

不是软件里那种干净的、循环的雨。是真的雨，有远有近，中间夹着风，夹着一两声很闷的雷，还有一种规律的、金属的滴答，像雨打在空调外机上。

她说，这段雨是周拾录的。二〇二一年，一场台风，那天晚上他没走，一个人在工位上，用手机录了四十分钟。

她说，我做一个助眠电台，晚上十一点到两点。这段雨，我垫在所有声音的最底下。几万个人，每天晚上，睡在这段雨里，不知道是谁录的。

她没说这段雨她用了多久。她这个电台做了三年。

她把耳机收回去，绕好，放进包里。

外头的科技园，太阳很好。挂着工牌的人一群一群往食堂走，胸口的卡在光底下闪，一下，一下。

拾遗·二

〔闲鱼，"宝贝描述"。二〇二三年十月到十一月，五条。〕

【人体工学椅】坐过两年半，无异响。五百出，搬家用不上了，诚心要的可小刀。

【27 寸显示器】自用，无坏点，带原装线。当面自提，不发快递。

【PMP 教材全套】九成新，笔记都在页边，不影响看。当年报班三千多，八十块拿走。

【羽绒服】九成新，深圳穿不上。有需要的低价出。

【镜头】成色见图，快门数不多。老伙计了，最后一件，不议价。

第八章

苏晚问我，周拾刚来深圳的时候，是什么样。

我一下答不上来。

我们坐在科技园一家奶茶店里。她下班过来，还挂着工牌。工牌带子上印着公司名字，蓝底白字，跟我当年的那条一模一样，只是公司不一样。她把工牌摘下来，翻个面，扣在桌上。这个小动作，周拾也有过。

我说，你让我想想。

我头一回意识到，关于周拾在深圳的开头，我知道的也是二手的——是他后来讲给我听的。他来的头一年，我还在西安的宿舍里，投简历，准备考试，过我自己那一关。他一个人先来的。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，我没亲眼见过。我只知道他出站那天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到了。我说热吗。他说，还行。三年后我才知道，他出站的时候中暑了——罗湖站八月，四十度，他拖着一个二十八寸的箱子，在出站口的台阶上坐了十分钟，等人流散了才站起来。

苏晚用吸管搅了搅杯子里的珍珠，说，他跟你讲过这些吗。

我说，零零碎碎，讲一点，不讲一点。有些是我后来自己拼起来的。

他跟我讲过，他到深圳的第三天，去了红树林。不是玩，是去看海。他在咸阳长大，没见过海。那天他坐了一个钟头公交，下车走了二十分钟，到了。他站在栏杆前面，看了一会儿，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四个字：海是灰的。

我回他：灰的？

他说，嗯，灰的。跟电视上不一样。

后来他再也没去过。我问过他为什么。他说，不是不去，是没什么可看的。海是灰的，人也多，公交车又挤，来回两个钟头，不如多刷几道题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来深圳第三年了。三年里，他去了红树林一次，剩下的时间，全部花在西乡到南山的地铁上——

苏晚打断我。等等，你说他出站那天中暑了？

我说，对。

她没说话，把吸管抽出来，放在纸巾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，他没跟我提过这个。

我说，他跟你提过什么。

她想了想，说，他只说过一件事。是有一回加班，凌晨两点多，两个人从公司出来，打不到车。他陪她走到公交站，等夜班车。等车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，他说——你知道吗，我第一年来深圳的时候，最大的心愿，是以后加班能打得起车。

她把这句话说完，把纸巾叠了一折，又叠一折。

我坐在她对面，想的是另一件事。周拾跟苏晚讲他第一年的心愿，但他没有讲他出站那天中暑的事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——跟你讲一块，留一块，你觉得你看到全貌了，其实他看到的那部分，让你看的那部分，永远不是最疼的那一块。

后来我跟苏晚各自叫了车。她往西边，我往东边。上车之后我回头看了一下——她还站在奶茶店门口，工牌已经挂回去了，蓝底白字，在路灯底下晃了一下，跟当年的周拾一模一样。

第九章

三月里，我去了那个寄件地址。福田，一条老街。

地方不难找。冲印店的招牌还挂着，拆了一半，剩下"……数码冲印"几个字，红塑料板晒得发白。卷帘门锁着，锁上一层灰。玻璃门里头黑着，堆着纸箱，看不出还是不是原来那家。

隔壁是五金店。我问老板，这家冲印店什么时候关的。老板头也没抬，说，倒了三四年咯，现在谁还冲照片。

周拾寄那个包裹，寄件地址填的就是这里，一家倒了三四年的店。他为什么填这儿，我不知道。我在卷帘门口站了很久，像站在一个约好了、对方却永远不会来的地方。站到腿发麻，也没站出个所以然来。

从那条街回来，我决定把胶卷冲了。

深圳还收胶卷的地方不多了。我找了两个礼拜，加了个胶片群，群里发地址：一家在华强北楼上，一家在创意园里，老板兼职做，周末才开。

我去的那家在城中村二楼，老板是个中年人，本行做别的，冲胶卷是他自己的爱好，顺带收几卷。屋里堆着放大机、显影盘，一股药水味。他说，现在玩这个的，要么很老，要么很新，中间那拨——当年真拿它拍照的那拨——反倒没了。这座城市把我们这种人剩下了，剩下的和剩下的，凑一块儿。

我把相机交给他，让他取卷、冲、扫描。他掂了掂那台理光，说，好机器，好些年没见了。他问，拍的什么。我说，不知道，不是我拍的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问。

说好三天。第三天取。

头天夜里我睡不着。两点多，我点开了「晚风收音机」。苏晚的声音很轻，说了几句什么，我没记住，然后是那段雨——周拾录的那场台风。我听着听着，睡着了。这些年，我头一回在两点之前睡着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，冲印店老板打来电话。

他说，你这卷有点意思。

我说，怎么了。

他说，你这卷是三十六张的。我冲出来，数了两遍。

三十七张。

照片是下午取的。老板把三十七张都洗了出来，另给我一个扫描文件。他没多问，只说，最后那张，你自己看。

我回到家，把照片在餐桌上摊开。

前面三十六张，是周拾拍的。拍的是他自己——确切地说，是他怎么把自己从这座城市里，一点一点撤出去。

第一张，是他的工位。桌上空了，只剩一台公司的显示器，屏幕黑着，便利贴撕干净了，留下一格一格没揭净的胶印。

有一张是出租屋。床垫立起来靠着墙，地上是打包好的行李，纸箱封了口，编了号。屋子空了，地板上留着家具压出来的浅印子，一块深一块浅，像退了潮的滩。

有一张是那家陕西面馆。一碗油泼面，加了两个卤蛋，没有人，就一碗面，摆得很正，拍得也很正。

第三十六张，是深圳北站。

不是进站，是出发层。他站的位置，离二〇一六年他举着 A4 纸等我的地方不远，镜头对着出站口。他把自己深圳的最后一张，留给了他深圳的第一天。

到这里，三十六张，正好一卷。一个人怎么把自己从一座城市里撤干净，一张一张，都拍下来了。拍得很清楚，跟他卖东西一样清楚。

第三十七张，不一样。

前面三十六张都是深圳。这一张不是。是白天，室外，很亮，光是斜的、硬的，是北方的光。三个少年，背对着镜头，站在一道坝上，看坝那头的水。

认不出脸，三个都是背影。可中间那个，站没站相，重心压在左脚上，身子往右边歪一点点——那是周拾。他站着，从小到大都是那个样子。

我数了一遍，三个人。数了第二遍，还是三个。我把照片凑到台灯底下，数了第三遍。

三个人。

可摄影社只有我们两个。

左边那个高些。右边那个，比另外两个都矮一点，瘦一圈，像个还没长开的小孩。

我给苏晚打了电话。

她过来，看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她把照片翻过来，又翻过去——背面什么也没有。她问，中间这个，是他吧。

我说，是。

她指着左边高的那个，说，这个是你吧。

我说，应该是。

她没有问第三个是谁。

我们俩都没有问。

拾遗·三

〔自考《行政管理学》教材，某一页的页边。蓝色圆珠笔。〕

〔手画的一道进度条，格子涂黑了大半〕　　65%

转正后头一年——

押一付三

给我妈换个手机

镜头

第十章

周拾的手机，也在闲鱼上卖过。

那串已经卖出的东西里，我漏看了一台。描述写着"屏碎，不开机，配件机，介意勿拍"。买家是华强北一个做手机回收的。

我加了那个买家，问他，两年前那台机器还在不在。

他居然记得。他说，那种老型号，拆件不值几个钱，一直压在仓库里。你要，原价拿走，图个清仓。

华强北是一个你以为你熟、每次去还是会迷路的地方。

地面上全是灯、是屏、是一栋接一栋的数码城，喇叭循环喊着收货报价。买家在电话里让我往地下走。

地下一层是配件，二层是维修，再往下，是那种没有招牌、只有一张桌子一盏台灯的小铺子。越往下越安静，灯越暗，人越少，空气里是烙铁和塑料化开的味道。整座城市里坏掉的手机，好像最后都顺着某条看不见的坡，流到了这底下。

买家把我领到最底下一家。

老板是个瘦子，戴一副带放大镜的眼镜，桌上摊着几十块巴掌大的电路板，像摊了一桌掏出来的内脏。我把那台手机递给他。他接过去，翻来覆去看，说，进过水，屏废了，主板还行，能试。

他问，机主呢。

我说，找不到了。

他抬眼看了我一下，没再问。这种问题他问过很多回，答案也听过很多种。他说，三天。能不能出得来，看运气。数据这东西，跟人一样——有的走得干净，什么都不留；有的走了，还赖在里头。

我从地下爬回地面，天已经黑了。

华强北的招牌全亮起来，红的蓝的，一层压一层，亮得像有什么盛大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其实什么也没有，只是又一天的生意收摊前的最后一阵。

我站在人流里，兜里空了——那台手机留在了底下。我心里也空了一块，像刚把一个人送进手术室，你帮不上任何忙，签完字，就只能在外面坐着，等一扇门。

三天后我去取。

老板把恢复出来的东西拷进一个 U 盘，说，成了一半。照片烂了大半，能看的没几张；短信全没了；浏览器的记录、还有些零碎，在。

他把 U 盘放我手心里，说，就这些。有的东西，冲进水里就是冲进水里了，捞不回来。

能看的照片，只有五六张，都是残的，一半糊成彩色的雪花。

剩下的半张里，有水。一大片水面，灰的，望不到岸。有一张是一道很陡的水泥斜坡——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坝。还有一张，是远处一座山，山不算近，山顶上压着一道白。

拍摄的时间都在最近两年，具体在哪儿，位置信息没了。我把那道白看了很久。北方到处都有雪，我看不出是哪座山。

浏览器的记录，留下来一截。

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条。有"数字游民 大理 租房"，有"终南山 短期住寺 费用"。这两条我记下了，是两个方向，两个往外走、往远走的方向。

还有两条，我当时没往心里去。一条是"库区巡查员招聘待遇"，一条是"水库移民，后扶政策"。

那阵子我满脑子都是大理和终南山——都是逃走的地方。库区、移民，这种词，看着像他老家的陈年旧事，跟一个人在深圳凭空消失，怎么也扯不到一块儿。

我把它们划过去了。

U 盘里还有一份文档，一份简历。文件名后面缀着三个字：最终版。

我打开看。三页，密密麻麻。每一段经历后头都跟着一串数字，提升了百分之多少，负责了多少，交付了几个。外包四年，转正，项目一、项目二、项目三。写得那么满，那么用力，像要把一个人这些年所有的力气，都摁进这三页纸里，好让屏幕对面某个从没见过他的人，肯给他一次回音。

文档的修改时间，是二〇二三年十月。那是他投出去的最后一版。

再往后，他没有再打开过这个文件。也没有再打开过这台手机。

第十一章

那份简历上的项目一、项目二、项目三，我大都在场。不是在公司，是在白石洲。

二〇一六到二〇一九，我们仨在白石洲合租。一套五十来平的两居，我和罗嘉阳一人一间，周拾睡客厅。客厅没有门，他拉了一道帘子，蓝色格子布，遮得住人，遮不住光。我们晚上起夜，经过客厅，能看见帘子底下漏出来的一小片灯光——他还在看书。自考的教材，页边记满了字，一页一页，像还房贷。

罗嘉阳那年刚从戏剧学院毕业，没找到剧团，在科技园一家做企业年会的公司写串场词。他每天晚上在客厅里背台词——不是公司的串场词，是莎士比亚。《暴风雨》，普洛斯彼罗。"我们的狂欢已经终止了。"他把这句念了很多遍，念到周拾从帘子里探出头来，说，你能不能换一句。罗嘉阳说，不能，这句好。周拾说，行。然后把头缩回去，接着看书。

我那阵子也在这家公司，跟周拾隔了几层楼，每天回来最晚。推开门，客厅是这样的：左边帘子里亮着灯，周拾在抠一道行政法选择题；右边罗嘉阳站在冰箱前面，对着冷冻层念独白。冰箱门开着，他说这样有回音。我绕过他们，进自己屋，把门关上。门关上的那一秒，外面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——一个人在背法条，一个人在背莎士比亚——像两个收音机拧到了完全不同的频率，但谁也懒得去关。

后来我们三个都不关自己那台了。

那几年我们做饭。真的做饭，不是泡面。轮到周拾做饭那天，他炒土豆丝，永远放醋，放很多。罗嘉阳说太酸，他不管。他说陕西土豆丝不放醋等于没炒。罗嘉阳做饭是另一个极端——他什么都往里放，冰箱里剩什么放什么，有一回炒青菜里出现了午餐肉和半包榨菜。他说这叫即兴。周拾吃了两口，说，你这不是即兴，你这是乱来。罗嘉阳说，戏剧本来就是即兴。周拾说，那你演戏去，别在我碗里演。我在旁边听着，觉得这两个人一辈子也吵不起来，因为吵着吵着，就不记得为什么吵了。

周日早上，周拾在客厅擦他的镜头。那支镜头是他卖掉又买回来的那支，同一个型号。他擦得很慢，从镜片擦到卡口，又从卡口擦回来。我说，你天天擦，也没见你拍过。他头也没抬，说，快了。我说，快了是多久。他说，等放个假。罗嘉阳在旁边插嘴，说你这假放了一年了。周拾把镜头盖拧上，放回防潮袋，说，放一年也是放假。他把防潮袋放回抽屉，抽屉关上，那个抽屉他后来再也没打开过。

有天半夜下暴雨，天台上晾的衣服全淋透了。我们三个冲上去收，收完浑身湿透，堵在那个小小的天台门口，谁也没急着下楼。雨很大，砸在铁皮棚上，响成一片。远处是深圳的灯，被雨泼得晕开，糊成一团一团的光。罗嘉阳忽然说，你们说，咱们十年后会在哪儿。

没人接。

那年的白石洲还能看见地王大厦。这会儿雨大了，连地王大厦也看不见了，只剩下灯，远的近的，亮着，晃着。

周拾抹了把脸上的水，笑了一下，说，反正明天还得上班。

然后他先下楼了。

雨还在下。我和罗嘉阳站在天台上，没说话，看远处深圳的灯。过了很久，罗嘉阳说，他不会真觉得明天上班就是答案吧。我说，他就是觉得那是答案。罗嘉阳没再说什么。我们又在天台上站了一会儿，直到雨小了，各自回去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听隔壁罗嘉阳翻来覆去的声音。客厅的灯亮了一夜。

白石洲要拆的消息是后来才来的。先是墙上刷了"拆"字，红色的，刷得很潦草，像一个人赶着下班随手写的。然后是通知单，贴在楼下铁门上，一张压着一张，被雨淋了又干，干了又淋，字迹糊成一团。房东挨家挨户敲门，说，下个月搬。

清租那天，整片城中村的人拖着家当往外走，巷子里全是行李箱轮子碾过的声音。我们仨最后在楼下站了一会儿，也没说什么告别的话。罗嘉阳说，那我先走了。他打了一辆车，往南山去。周拾说，我也走了。他打了一辆车，往西乡去。我最后一个走，往桂庙。

车开出白石洲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下。那些楼还是那些楼，窗还是那些窗，可你知道你再也不会回去了。白石洲后来拆了很久，到拆完的时候，我已经搬了两次家。有一回路过，我特意绕过去看。原来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工地，围挡上印着效果图：高楼，绿地，穿西装的人牵着狗。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觉得那个效果图里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我们。

周拾后来把白石洲的地址从收货地址里删了。他是那种人——搬一次家，旧地址当天删，绝不留着。他说留着没用，徒增内存。他那台手机用了四年，内存从来不超过百分之七十。他定期清理，相册、聊天记录、收货地址，一样一样删。他说，手机跟人一样，背太多东西跑不快。

有一回我拿他手机帮我查个东西，无意中翻到他的备忘录。别的都删干净了，只剩一条，只有六个字："白石洲，五十平。"我当没看见，把手机还给他。他接过去，锁屏，放回裤兜里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三个最后一次一起吃饭，那家陕西面馆，桌上的水渍画的地图早就干了。他低头吃面，我没提备忘录的事。

有些东西，他自己也不承认他留着。

第十二章

我离开那家公司，也是十一月。跟周拾被裁隔了半年，跟那个水晶摆件上刻的"司龄三周年"比，多了七个月。

走的那天没有送别会。我在公司待了三年七个月，说长不长，说短——比我穿过的任何一件衣服都长。人事问我什么理由。我说个人原因。她在系统里选了一行下拉菜单，选了"个人原因"，鼠标点下去，啪嗒。我说这四个字真好用。她没接话。

三年七个月。我没法跟你讲这三年七个月我做了什么。不是忘了，是说不出口。不是丢人——是那种你对着别人说了半天，对方礼貌地点头，然后问"所以你们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"的那种说不出口。我做了很多PPT。写了很多方案。开了很多会。会上说了很多话。会后一句话都想不起来。有一次我翻到自己半年前写的一份方案，从头看到尾，像在看一个陌生人写的。

这份工作最大的本事，是让你在干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忙，忙完以后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干。

那个水晶摆件——底座上刻着"司龄三周年"——是公司三周年的时候发的。行政在群里通知：请各位到前台领取周年纪念品。我到的时候，前台堆了一摞盒子，盒子上贴着便利贴，写着每个人的名字。我找到我的，拿起来，旁边一个同事说，这玩意儿有屁用。我说，确实。然后我们都笑了。

回到工位，我把盒子拆开。水晶是假的。灯光打上去，折射出来的光倒是真的。底座的字是激光刻的，楷体，"司龄三周年"。我想了想，把它放在了显示器右边。一放就是七个月。

那三年里，我回过一次家。过年，待了三天。

我妈做了很多菜。我爸还是那些话：工作怎么样，什么时候升，有没有谈朋友。我一一答了。答完以后，饭桌上安静了很久。电视开着，没人看。我爸忽然说，你到底在深圳做什么。我说我跟你讲过很多遍了。他说，你讲的我都听不懂。

我想了想。把手机掏出来，打开公司官网，翻到产品页面，递给他。他看了两眼，把手机还给我。说，哦。

后来那两天，他再也没问过我工作的事。走的那天早上，他送我下楼，站在楼下说了一句"路上小心"，就上去了。我坐在出租车上，回头看了一下——他没有站在门口。

回深圳以后，我没有给他们打过电话。他们也没有给我打过。我们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：不打电话不是因为不想，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。你开口第一句肯定是"吃了没"，然后两边都等着对方说下一句。等三秒，没有下一句。你说"那行，挂了啊"。对方说"好"。

这种电话打多了，人会觉得自己不是他们的孩子，是他们的一个远房亲戚。

扔水晶摆件那天，搬家之前，我去楼下垃圾站。有一个大叔在那儿分拣，把纸板摞一边，塑料瓶踩扁了另一边。他看见我手里的盒子，指了指可回收那个格子。我说，这个可能不可回收。他拿过去看了看，说，底下的字擦不擦得掉。我说，激光刻的，擦不掉。他不说话了，把盒子放在可回收那一格的最上面，又低头踩他的塑料瓶。

三年七个月。那个字擦不掉。

我转身走的时候，他忽然在后面说了一句：激光刻的啊，那是真东西。

我没回头。上了楼，开始打包。二十三个纸箱，一个防潮箱。删掉的东西里有三把伞，一箱书，一套弹力带，和那三年。

只有那个水晶摆件我没有删掉——它自己替自己选了路，替我在可回收那一格占了一个位置。

拾遗·四

〔外包公司考勤系统导出，二〇一八年三月，节选。〕

03/01　09:32　—　22:47

03/02　09:28　—　23:15

03/03　09:30　—　21:40

03/04　09:26　—　23:58

03/05　09:31　—　次日 01:10

03/08　09:29　—　22:33

03/09　09:33　—　23:02

……

当月出勤　22 天

工时合计　286.5 小时

其中加班　118 小时

第十三章

寻人那段日子，我给罗嘉阳发过一条微信。不是刻意的——有一个晚上翻到一张老照片，白石洲天台，三个人，湿淋淋的，谁也没看镜头，大概是暴雨收衣服那次，不记得是谁拍的了。我拍到手机里，发给他。

他隔了一天才回。说他最近忙——不是加班的那种忙，是另一种。移民的材料，一堆公证，出生证明、无犯罪记录、学历认证，每一样都要翻译成英文，翻译完了再去公证，公证完了再寄到那个他照着拼都拼不出读音的国家的大使馆。他说，你知道最荒诞的是什么吗——他们要一份证明，证明我就是我自己。

他又发了一条：周拾最近咋样。

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。打了很长一段。写了周拾被裁，写了那八个月，写了我找不到他，写了头像亮了一下，写了拼多多，写了苏晚，写了那段雨。写完了，从头看到尾，选中，删除。

两个字：没事。

他发了一个 OK 的表情。绿色的那个。

过了两分钟，他又发了一条：等我这边弄完了，找你喝酒。

我说好。

他再也没回过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在打包了。他把白石洲的那张照片也打包走了——我不知道，是后来在南山那个空房子里，他喝到一半跟我说的。他说他把那张三个湿淋淋的人在暴雨里谁也没看镜头的照片，放进了随身行李，不放海运，怕丢。

周拾搜过大理。

"数字游民、大理、租房"——他搜过这个。我想，一个人要消失，总得去个地方。大理是很多人挂在嘴上的那种地方：物价低，晒得着太阳，人人都是自由的。我买了张机票。

大理确实晒得着太阳。

古城里，一间接一间的咖啡馆，坐满了对着电脑的人。他们穿得很松，头发要么很长，要么剃得很短，看上去谁都不用打卡。

可你坐下来听一会儿，就露馅了。这一桌在对着屏幕开会，那一桌在讲私域怎么起量。靠窗一个，背着洱海支了补光灯，正录一条叫"如何逃离大厂"的视频，录到第四遍——风一直把他的话吹乱。

我在几个共居的院子里问过人，给他们看周拾的照片。不是那张背影，是一张正脸，他转正那年的工牌照，我翻拍下来的。

没人见过他。

一个开客栈的跟我说，这样的人他见得多了。来的时候都说要待很久，有的待半个月就走，有的待下来，慢慢地，把这地方过成了另一个公司。

我在大理待了三天。到第三天，我忽然明白，我找错地方了。

周拾不会来这儿。这不是他。他这辈子信的就是那一套——好好干，往上走，一级一级。他不会跑到一个晒太阳的地方，把那套扔了。他要还想找出口，也一定是往那套系统更深的地方钻，不会往外跳。

走的那天早上，洱海边雾很大。有个人在等日出，三脚架、相机、补光灯，一整套支在那儿。他等了很久，太阳没出来，雾太厚。收东西的时候，他嘟囔了一句，明天再来。

明天再来。在哪儿都一样。

那天晚上我没睡着。

大理的夜里风大，从洱海那头灌进来，把客栈的窗子吹得一阵一阵响。我躺在陌生的床上，翻手机。手指头自己动的——打开相册，往上翻，翻过今年，翻过去年，翻到白石洲那年。

三个湿淋淋的人，谁也没看镜头。天台上晾的衣服还没收完。

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，久到屏幕自动熄了。黑的。我那张脸在黑的屏幕上映出来——三十二岁，比照片里那个人老了一截。

我忽然想，如果那天晚上周拾没有先说"反正明天还得上班"，如果他接住了罗嘉阳那句"十年后会在哪儿"——他会说什么。

我想不出来。就像我也想不出来，十年后我会在哪儿。

我把手机翻过来，扣在枕头底下。窗外，苍山的方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周拾转正那年，我们从白石洲搬开了。

白石洲要拆，清租。限期搬走那天，整片城中村的人拖着家当往外走，巷子里全是行李箱轮子碾过的声音。我们仨最后在楼下站了一会儿，也没说什么告别的话，各自打车，往各自的新住处去。我搬去桂庙，他搬去固戍，隔了大半个深圳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见得少了。不是生分，是各自忙。这座城市有个本事，能让住在同一个市里的两个人，一年见不上几面。

转正没多久，他约我吃饭，很高兴，从包里掏出那支镜头给我看。就是他卖掉又买回来的那支，同一个型号。他擦得干干净净，装在一个防潮袋里。

我说，拍了什么，给我看看。

他说，还没顾上，最近忙，等有空。

后来每回见他，我都问一句，镜头用了没。他每回都说，快了，等放个假。这些年，我没见过那支镜头拍出来的任何一张照片。

再往后那两年，见得更少。

很多事都停在了原地，能不见就不见，能不动就不动。我手机相册里，那两年的照片，翻来覆去都是同一个屋子、同一扇窗。

有一件事，是后来苏晚才告诉我的。二〇二一年秋天，一场台风，公司里的人都走光了，周拾没走，一个人在工位上，用手机录了四十分钟的雨。他没跟任何人说他为什么要录。那段雨，后来成了几万个陌生人睡觉时的背景。

那两年再见他，他话更少，人也倦。

有一回吃饭，他忽然说，转正了也就那样，齿轮换个位置，还是齿轮。

说完他自己先笑了，摆摆手，说，不过有份工，知足。

那支镜头，他一直带在身上。防潮袋换过新的，镜片上一点灰都没有，就是没拍过。它跟着他，从固戍搬到别处，又搬到别处，干干净净，像一件供着的东西。

周拾还搜过终南山。

"终南山 短期住寺 费用"。终南山在西安南边，秦岭里头。从大理回来，我没回深圳，直接去了西安，进了山。

进山那天在下小雨，山路湿，雾把半座山裹住了。我心里有个说不出的别扭：我在深圳找了他半年，找到最后，怎么找回了西安——找回了离我老家不到两百里的地方。

山里确实住着些人。

有正经清修的，也有别的。一个租了茅棚的年轻人跟我说，他"断更"了，原先做自媒体，几十万粉，有天不想更了，就上了山。他每天拍山、拍云、拍自己煮茶，发出去。我说这不还是在更。他愣了一下，说，不一样，这叫记录生活。

还有躲债的，把手机一关，家里人也找不着。山下开小卖部的说，这两年上山的人多，各有各要躲的东西。有人躲债，有人躲人，有人躲一份不知道还要不要上的班。

周拾不在这儿。我问了一圈，给人看照片，没人见过他。

临下山，我住的那家小客栈，老板是本地人。我随手把手机里那几张恢复出来的照片给他看，想问问，这山、这水，像不像终南山。

他一张张看，看到那张有雪的，停住了。他说，这不是咱这儿。终南山这时节，哪来的雪。

他把那道白放大了看，说，你往西看。太白山。那座山六月里顶上都有雪。整个关中，就那一座。

太白山。

我站在客栈的院子里，往西边望。雨停了，云散开一道缝，秦岭一重一重铺过去，看不到头。太白山在那道山脉的最西头——我老家的方向。

我在这片山里找了他半个月，找的是一个"出口"，一个人往外逃、往远逃能逃到的地方。

可这道山的另一头，是我们当年出来的地方。

从山里出来，我在西安住了一晚。睡不着，翻手机相册，想找几张周拾的照片。

我想找二〇二〇到二〇二二那几年的。翻了很久，几乎没有。

不是丢了。是那几年，我们本来就没拍几张。

那几年我的相册，翻来覆去是同一个屋子。

同一扇窗，窗外同一栋楼。桌上换着不同的外卖盒，窗台上一盆绿萝，从巴掌大，长到爬了半面墙。时间是从那盆绿萝上过去的，不是从人身上。

中间夹着一些截图。一个绿色的码，一串我其实哪也没去过的城市，一格一格的日期，后面跟着"阴性"。这些截图我一直没删。不为什么，就是没删。它们跟那些舍不得删的东西堆在一块儿——和家人吵架的记录，游戏结算的画面，一段没说完的语音。都是些不会再看，又删不掉的东西。

那几年，周拾没回过家。

他妈的猕猴桃照旧每年秋天寄到深圳，两箱，一箱给他，一箱让他捎给我"。周拾一直说忙，回不去，等不忙了就回。

他妈在电话里说，忙好，忙说明有事干，比闲着强。

等不忙。他等的那些"等有空""等放假""等个正经由头"，跟这个"等不忙"，是一样的。都在等一个后来没有来的时候。

我一直翻到那几年的最后。

有一张，是那年冬天拍的。那阵子，一切忽然像是又松开了，大排档重新支起来，街上又挤满了人，每个人脸上都松快，像憋了很久，终于能大声说话。那天我们几个又聚了一回，我拍了张合影。

周拾也在，坐在最边上，举着杯子，笑着。

我把照片放大，看他的脸。他在笑。可他那个笑，我是很久以后才看懂的——是团建时那种笑，用力往上扯着嘴角，比哭还难看的那种。

拍那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就坐在他旁边。我没看出来。

从西安回来，那个客栈老板的话，一直在我耳朵里转：往西看，太白山，六月都有雪。

我把那张有雪的照片调出来，放到最大。远处那座山，山顶那道白。从前我看它，只当是北方随便哪座雪山。现在我盯着那道雪，忽然想起一句话。

太白积雪六月天。

高中的时候，老康站在塬上，指着南边那座山跟我们说过——关中八景，太白积雪六月天，六月里山顶还压着雪，整个关中就那一座。我们那时候不觉得稀奇，年年都有，是背景，不是风景。

照片里这道雪，是六月的雪。这座山，是太白山。

太白山底下，是石头河。

石头河底下，是周家湾——周拾爷爷的村子，蓄水那年沉进去的那个。他奶奶说过，天旱、水位低的年份，能看见老槐树的梢。

我猛地想起那两条我划过去的搜索记录。

库区巡查员，招聘。水库移民，后扶政策。

不是老家的陈年旧事。不是跟消失无关。那就是答案，从一开头就摆在那儿，摆在同一个屏幕上，跟大理、跟终南山摆在一块儿。我盯着"逃走"的那两条看了半天，把"回去"的这两条，划过去了。

他搜的不是怎么逃走。是怎么回去。

我找了他这么久，方向全是反的。

别人都从小地方往大城市跑，往前跑，往上跑。周拾跑了半辈子，跑到最后，往回跑了——跑回那座淹了他爷爷村子的水库。

回去。还是，回到水底下。这两个念头，我不敢往下想哪一个。

那天晚上，我查了眉县的天气。关中大旱，已经旱了小半年。我又查石头河水库，最新的一条消息说，水位跌到了建库以来最低。

消息底下配了张图：大片干裂的库底露出来，晒在太阳底下，龟裂的泥面上，隐隐约约，能看见一些墙根一样的东西。

第十四章

周拾被裁，是二〇二三年二月的事。这件事他没瞒我，可他跟我讲的时候，轻描淡写得像在讲别人的事。

那年春天我们见过一面。他约我吃饭，坐下来，点完菜，才顺口提了一句，说，我那条线，没了。

我说，没了是什么意思。

他说，整条业务线，裁了。就这么回事。

后面的事，是我一点一点问出来的，问得很费劲。他不爱讲，讲也讲得没一个多余的字。我把他那些没头没尾的话，跟别处听来的，拼成了那一天。

通知是上午到的。不是冲着谁，是整条线。他们那条线做的东西，公司不做了，几百号人，一块儿。

他做了八年测试，从外包熬到正式，一个毛病一个毛病地记上来，到头来，不是他哪儿做得不好——是这条线，不要了。

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就一句。

他说，你知道最难受的是什么吗。不是被裁。是我这些年，一直觉得，只要我做得够好，就能留下。361 我都熬过来了，每年那 10%，从来没轮到过我。

他说，可这一回，跟你做得好不好，没关系。盘子没了，你再好，也没用。

说完这句，他停了一下，就把话岔开了。他说，没事，我再找找。我这条件，肯定有地方要。

我当时信了。他条件确实不差。我以为他很快就能找到。

那顿饭吃完，我们在路口分手。他往地铁站走，走得跟平常一样，不快，也不慢。

我现在回想，那天他其实已经把话跟我说了。他把最要命的那句——"你再好也没用"——摆在了桌上。我听见了，也点头了，可我没接住。我当它是句饭桌上的丧气话，谁都会说的那种。

他说完那句，还伸筷子，给我碗里夹了一块排骨。

那年我自己的绩效，是 3.25。

评绩效那阵子，正是我满世界找周拾的时候。大理、终南山、华强北，来回地跑，可我手上的活一样没落下——那半年，我甚至做得比哪年都狠，像要拿工作把自己塞满，塞得不留一条缝去想别的。

结果是 3.25。

主管找我谈，十五分钟。他人不坏，话也客气。

他说，你今年做得不差，大家都看得见。他说，可你也知道，盘子就这么大，名额就这么些，总得有人排在后头。他说，今年，只能先委屈你。

我坐在那儿听。我想起 361 这个数——一个组里的人再能干，规矩摆在那儿，必须挑出 10%，摁在最后。

今年，轮到我了。

从主管办公室出来，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。绩效的事没提，说不清，也不想说。

我爸在县果业站干了一辈子。他信的是一套顶顶简单的道理：地不亏人。春天下多少力，秋天收多少果。套袋、疏果、施肥，一样不落，果子就长得好。他教了一辈子农民这个，自己也信了一辈子。

我在电话这头，听他讲今年的猕猴桃，讲雨水，讲价钱。我忽然特别想告诉他：爸，不是那样的。有一种地方，你下再大的力，秋天来一纸通知，说这块地今年不算数，你就什么都没有。

但我没说。我说，嗯，知道了，天冷加衣裳。

挂了电话，我在楼底下站了很久。

那一下，我忽然懂了周拾。就那么一个 3.25，一场十五分钟的谈话，他信了三十年的那套东西，就裂了一道缝。

而周拾，是把那整套东西，从头信到尾，信到最后一天，再一次性，全塌了。

我抬头看那栋楼。晚上八点，一格一格的窗，还亮着大半。每一格里都坐着一个人，在下力气，相信着秋天。

拿到 3.25 之后的第二个礼拜，我提了离职。

那阵子公司也在收缩，风声说要裁一批。明眼人都劝我等一等——等被裁，有 N+1，一笔钱；主动走，什么都没有。有人说我傻，好端端的赔偿不要。

可我不想等。

我想起周拾那些备用计划——PMP、教资、驾照、考编，一条一条，排得整整齐齐。认识他这么多年，那张单子我见过。上头什么都有，唯独没有一条，是"走"。

他把所有的路，都规划在那套系统里头。往上，往前，换个岗，考个证，从来没有往外的那一条。他信那套，信到了最后，也被那套，摁到了最后。

我不想像他那样。至少这一回，我想自己选一次，选一件明摆着"不划算"的事。放弃那笔钱，是我这些年，头一回照自己的意思，摁下的一个决定。

走的那天，手续办得很快。交电脑，交工牌，签一摞字。

最后过闸机，门口有人收工牌。我把工牌递过去，那人拿仪器一贴，嘟一声，卡上的灯，从绿的，变成了红的。

苏晚跟我讲过这个声音——一排人排着队，嘟，嘟，嘟，绿的变红的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就我一个，不用排队。而且这一回，是我自己把卡递过去的。

出了公司大楼，是下午。深圳的太阳很大，晒得人睁不开眼。

我没回出租屋。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打开手机，订了一张去西安的高铁票，最早的一班，第二天一早。

订完，我把手机揣回兜里。街上车来车往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也没有一个人需要知道：刚刚，有一个人，把自己从这座城市里，拔了出来。

第十五章

周拾找工作，找了八个月。

一开始他不慌。他条件摆在那儿：本科——自考的，可到底是本科；八年经验，从外包熬到正式；履历干净，没有一段是空的。他跟我说，深圳这么大，总有个坑。他把这事当成一道题来做。他一向这样，再难的事，拆成题，就有解。

那阵子他改简历，一版接一版。他问过我意见，我看不出门道，他自己倒琢磨出一套：不同的岗位投不同的版本，标题里的关键词跟着招聘要求换，把量化的数字往最前头放。他还做了张表，记着投了哪家、哪天投的、有没有回、回了说什么。投出去多少，回来多少，一格一格填得清清楚楚，像在盯一个转化率。

他跟我说，你别觉得我夸张。找工作就是个概率的事，我把每一环的概率都往上抬一点，乘到最后，总能成。

头一个月，回音还算多。

BOSS 上那些绿点，一个个亮着，看着随时会说话。他一天能打几十个招呼，对面亮着绿灯，看了，不回；看了，不回。他说，看一眼总比不看强，说明简历过了第一关。

第二个月开始有面试。他去过一家创业公司，聊得挺投机，回来说有戏，结果没等他们通知，那公司自己先黄了。他去过一家大点的，面他的 HR 是个比他小几岁的姑娘，隔着桌子问他，你今年二十九？他说是。姑娘在表格上记了个什么，笑了笑，说，我们这边节奏比较快。

后来他跟我复盘那场面试，说，二十九，在人家眼里，算大了。做技术的，三十是道坎。他说这话没什么火气，是那种研究过、也认了的口气。他说，行，那我把"年龄"这一条，也当成一个要解决的问题。

我问他，年龄这东西，怎么解决。他说，简历上工作年限往短了写，照片挑年轻的，面试前一天不熬夜。他真去试了。

简历这条路越走越窄，他就动那张备用计划的单子。

PMP 他年初就考了，证书拿到手，没派上用场。他去考教师资格，笔试过了，面试试讲，讲的是初中信息技术，怎么用 Excel 拉一张成绩单。他在我面前模拟过一遍，一板一眼，粉笔字都在空气里比划出来了，像真站在讲台上。讲完他问我，你觉得我像老师吗。我说像。他说，那就行。

再往后，他开始看编制。

考编要户籍。他是陕西的户口，深圳的编制轮不上他。他就把眼睛，往回挪。他给我发过陕西一个市的事业单位招聘，圈出几个岗位，说这些不限专业，我这条件能报。

再往后，他发来的东西越来越"往回走"。县里的，市里的。有一条，是水库库区管护员的招聘，待遇不高，末尾写着一行：移民后代优先。他把链接发给我，没配一个字。

我当时回了句什么，记不清了，反正是"这个也行，先骑驴找马"这类话。我没往心里去。一个在深圳干了八年的人，怎么会回去守水库。那条链接我点都没点开。

那八个月，他整个人在缩。

他从固戍搬到更远的地方，房租从两千多，降到一千出头，一个隔断间，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，白天也得开灯。他把健身卡退了，视频会员退了，能退的都退了。跟我吃饭，抢着结账的次数少了——不是不想，是不能了，他得精算每一笔。

有一回我去他那个隔断间找他。屋里很干净，东西码得整整齐齐，多一件的都没有。墙上贴着一张纸，是他手写的作息表：几点起，几点投简历，几点学习，几点睡，中间还留了"运动半小时"。他把没工作的日子，也过成了上班。

床上摊着一件白衬衫，刚熨过，领口平平的，袖子叠得方方正正。我问明天有面试？他说嗯，一家还行的。他说的时候在笑，那个笑我记得——是真的还抱着希望的笑。那是我最后几次见他抱着希望。

八个月，他投出去三百多份简历。

他那张表，我后来见过。最后一列是"结果"，三百多行，绝大多数是空的。有回音的，寥寥几个；走到终面的，两个；真给了 offer 的，一个——薪水是他上一份的六成，公司在东莞，还得看运气能不能撑过第二年。

他没去。

到第八个月，那张表，不再更新了。最后一行的日期，停在十月。

那之后，他没有再投过一份简历。他把简历那个文档，改到"最终版"，存好，关掉，再没打开过。他这个人，做什么都要做到一个整齐的收尾——连放弃，都收得整整齐齐。

拾遗·五

〔一份 Word 文档，文件名"求职信_勿删"。从未发送。〕

尊敬的各位：

您好。

我今年二十九岁，在深圳做了八年软件测试，从外包做到正式。我知道，二十九岁在这一行，不算年轻了。

我不是名校，本科是自考的。但这八年，我没有一天是混的。我经手的每一个项目，查出的每一个问题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。

我知道这封信写得不合规矩。人事看的是简历，不是这些。

我只是想，万一——万一有人能看到这里——

〔文档到此为止。〕

第十六章

最后一次见周拾，是二〇二三年十月。

那顿饭，这两年我在脑子里重放过很多遍，一帧一帧地放，想找出我当时漏掉的东西。人就是这样，一件事成了最后一次，你才回过头去，把它翻来覆去地看，看它到底在哪儿藏了话。

是他约的我。他很少主动约人。他在微信上说，出来吃个饭吧，好久没见。我那阵子忙，本来想说改天，手指头都打好字了，又删了，还是去了。

现在想起来，幸亏去了。

还是那家陕西面馆，城中村里头，我们俩在深圳头一顿，也是在这儿吃的。

七年过去，馆子没怎么变。塑料桌换成了不锈钢的，墙上多了个二维码，让人扫码点单，可老板还是站在那儿，认得熟客，认得口音。周拾先到，占了里头那张桌，面已经点好了——他记得我吃干拌的，不喝汤。

他比上次见瘦了些，头发长了，没打理，但人是干净的。衬衫领口洗得发白，熨过，压出一道笔直的线。

那天他话比平常多。他问我爸妈身体怎么样，问我和那个姑娘处得怎么样了，问得很细，一样一样地问。我当时只当他闲，没工作，闲得慌，想找人说说话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他不是在闲聊。他是在把我这边的事，一件一件，记下来，收好，像收拾一间他要离开的屋子。

那顿饭的反常，我是后来一样一样想起来的。

他把账结了，不让我付。他说，上回是你请的。我不记得上回是不是我请的，可他记得——他那种人，这种账从来不含糊，一分是一分。

他还我一样东西。一本旧书，讲摄影构图的，我大学时借他的，他借了快十年。他从包里掏出来，书角用牛皮纸仔细包过，怕磕坏。他推到我面前，说，还你，早该还了。

快吃完的时候，他忽然说起水库。他说他小时候，有一年天旱，水位低，他跟他爷爷去看过一回露出来的老村。他说，那回他看见了老槐树的梢，黑乎乎的，从水里伸出来，跟枯手似的。他说，也不晓得这辈子，还能不能再赶上一回那样的旱。

我当时只当他想家了。人到了那个坎上，找不着工作，想家，太正常了。我说，等你缓过来，回去看看不就得了。

他笑了笑，没接这句。他低头把碗里最后几根面吃完，汤都没剩。

吃完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我送他回那个隔断间，不远，走两步就到。

他住的那栋楼，也是握手楼，楼道窄，楼道里那盏声控灯，坏了一半。

他站在楼底下，跟我说，行了，你回吧，天不早了，你明天还得上班。

然后他上楼了。

一格一格，踩着那道坏了一半的灯——上一层，亮一层；到不亮的那层，他也不停，就在暗里，接着往上走。

我站在楼底下，看着他走进那截没有光的楼梯里，没再出来。我以为他只是到家了，进了屋，关了灯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他把最后一张背影，也留在了一段亮一层、暗一层的楼梯上。

我本来订了辞职第二天一早的票，后来退了，改签到周末。因为罗嘉阳那个礼拜也走。

罗嘉阳一家移民，办了两年多，那个月终于办妥。手续一齐，机票一订，他就要走了。走之前，他约我去他那儿喝一杯。

我们仨，白石洲住过一屋的三个人，两年没凑齐过了。这一回，也凑不齐——来的只有我。

他住的地方，我头一回去，也是最后一回。

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，在南山，落地窗，能看见海的一角。屋里空了大半，家具拉走了，地板上留着一圈圈家具压出来的浅印。地上堆着十几个纸箱，封了口，贴着标签，标签上是目的地——一个我照着拼，也拼不出读音的城市。

没有椅子了。我们一人坐一个纸箱。他开了瓶红酒，看牌子是好酒，可没有杯子，我们就着两个纸杯喝。他晃了晃杯子，说，将就，最后一顿，喝的是气氛。

窗外的海，在暮色里一点一点暗下去。海那边的灯先亮了，是对岸的香港。

他说他到了那边，先歇一年，然后把戏捡起来。他一直想排的那出戏，这回总算有时间了。

这话我听他讲了快十年。从白石洲的天台，讲到眼下这间空房子。他永远停在"总算有时间了"的前一刻，永远还没开始。从前是没钱没时间，现在他什么都有了，可你听着，就知道他还是不会开始。有些人手里攥着太多张牌，反而一张都打不出去。

喝到一半，他忽然问，周拾最近咋样，还在原来那公司不。

我这才想起来，罗嘉阳不知道。这两年他埋头办移民，跟我们都断了，他不知道周拾没了。我看着他那张被红酒喝得发红的脸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我说，挺好的。

他"哦"了一声，说，那就好。周拾那人踏实，饿不着。他举起纸杯，说，来，敬咱仨。

敬咱仨。我跟他碰了纸杯。

纸杯是软的，碰上去没有声音。

那天从他那儿出来，天全黑了。我在楼底下回头看了一眼——落地窗还亮着，他一个人在里头，弯腰封最后一个纸箱。明天这个时候，那扇窗，那一角海，就都是别人的了。

我们仨算是散透了。他往外走，走得体面，有目的地，有标签；周拾往回走，走得没影，连张标签都没有；就我，卡在这两个方向的当中，第二天要去坐一趟火车，去追那个连标签都没留下的人。

走之前，我给周拾他妈打了个电话。

号码是周拾早年给我的，说万一有急事找不着他，可以问他妈。这些年一直没用过。要拨的时候，我在通讯录里翻了半天——存的名字是"周拾妈"，后面跟着一串我从没打过的号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我想问的是：周拾这两年多，回没回过家；他妈到底知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可这些话没法直接问。你不能上来就问一个母亲，你儿子在哪儿——那等于当面告诉她，她儿子丢了。

电话响了很久才接。

她的声音，跟周拾有点像，尾音是关中的调子，往下压。她先愣了一下，我说我是拾娃的同学，那个西安的，早年跟他一块儿住过。她的声音一下就热了，说，哦——是你啊，娃，拾娃常提你。

她跟我拉家常，问我吃了没，问我在深圳过得咋样，问我成家了没。她说话不快，一句是一句，中间还停下来招呼旁边的鸡——听声音，她是在自家院子里，一边撒食喂鸡，一边接的电话。

她说，今年猕猴桃挂果挂得旺，秋里给你们俩，一人寄一箱。

"你们俩"。她说得那么自然，好像她儿子还好端端地，跟我在同一座城市里，等着秋天那一箱果子。

拉着拉着，她话头一转，声音低了些，说，娃，我正想问你——拾娃是不是最近特别忙？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说，啊……还行吧。

她说，他有阵子没给我打电话了。往常他隔个把月总要打一回，报个平安，说两句就挂。这两三个月，没动静了。我给他打，也不接。我寻思，是不是又赶上忙。

那一刻我全懂了。

这两年多，周拾在深圳"消失"了，可他没在他妈这儿消失。他一直在打电话，隔个把月一回，报平安，说他挺好。他跟公司、跟房东、跟我们，一刀两断，干干净净；唯独在他妈这儿，留了一根线，自己攥着。攥了两年多，两三个月前，才松的手。

他连消失，都消失得那么周到。周到到留下一个人，一直不知道他已经不在了。

她在那头，等着我说话。

我说，阿姨，拾娃挺好的。他最近在赶一个大项目，天天泡在机房里。机房信号不好，手机常常没信号。他忙起来就那样，顾不上，您别往心里去。

我一边说，一边听见自己的声音，稳得吓人。这些话不是我编的——是周拾的话。他这两年多，一定就是这么跟他妈说的。我不过是接过他的话，替他往下说了一句。

她信了。她长长舒了口气，说，忙好啊，忙说明有事干，比闲着强。她说，你要是见着他，叫他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别的不图，就听个声。

我说，好，一定带到。

挂了电话。

我坐在出租屋里，手机屏幕暗下去，黑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。我刚刚跟一个母亲说，她儿子挺好。可我第二天要去的地方，是一座大旱的水库。我不知道退下去的水底下，有什么。

从那天起，我心里多了一本账，记着我跟她说过的每一句话。

第一句是：他挺好，项目忙。

往后每一句，我都得跟这句对得上。我成了周拾的下一个说谎的人，接着他，把这个谎，往下撒。

第十七章

从深圳到眉县，要换四趟车。

深圳北到西安北，高铁，八个钟头。西安北换西宝城际，到岐山，四十分钟。岐山出站坐大巴，过渭河，到眉县县城，又四十分钟。县城再倒一趟乡镇班车，往山里走，到斜峪关。

四段路，一段比一段慢，一段比一段旧。像有人拿着我这十年，从后往前，一层一层地倒着播。

八个钟头的高铁，是一层一层脱壳的过程。

出深圳的时候，窗外还是南方——湿的，绿的，挤的。过了韶关，山多起来。过了长沙、武汉，绿一点点退。到郑州往西，天就干了，地也黄了，窗外是一马平川的关中，麦子刚收完，地空着，一垄一垄的麦茬，晒在六月的太阳底下。

车过西安，我耳朵里的普通话，慢慢变了味。到岐山站，站台上的人一开口，全是关中话，硬，直，尾音往下砸。我在深圳把普通话说顺了十年，可一听见这个调子，喉咙里那个音，自己就回来了，不用我想。

出了岐山站，我吃了一碗臊子面。

就站口一个小摊，塑料桌，苍蝇拍就搁在桌角。面端上来，红油汪着，酸味先冲上来，然后是辣。我吃了两口，眼睛就有点热——不是想家，是酸的，也是辣的。

深圳那家陕西馆子的面，我跟周拾吃了十年的那家，跟这一碗比，是另一种东西。那家的面，是给离了家的人吃的，酸辣都收着，怕你受不住。这一碗不收，酸就是酸，辣就是辣，一点不替你着想。

我把面汤也喝了。

倒上去斜峪关的班车，往南开，往秦岭里头开。

太白山越来越近，最后压在挡风玻璃正前方，青黑色一大坨，顶天立地，把半个天都占了。

我一路盯着它的顶看。

按说，六月里，那顶上该有一道雪。太白积雪六月天，整个关中就这一座山，年年都有。我就是认着那道雪，才找回来的——照片里的雪，是六月的雪，六月有雪的山，只有它。

可那天，山顶上没有雪。

今年旱得太狠，热得太早，那道压了不知多少年的雪，化了。我抬着头，一路找它，它不在。

我是顺着一道雪，找回来的。等我找回来，雪没了。

斜峪关是石头河出山的口子，坝就横在关口上。

我到的那天下午，苏晚也到了。

她从深圳飞西安，再一路倒车过来，比我还狼狈。她拖着个小行李箱，站在斜峪关那条窄街上，身上还是深圳的穿戴，跟这地方隔着一层。她见了我，第一句话是，找着了没。

我说，还没。

她说，那我来得正好。

她没多说别的，我也没问她为什么非要来。这半年找他，深圳那头的线，大半是她陪着我一根一根捋的。趟到最后这一段，她不来，反倒说不过去。

第二天，我们去了周家湾新村。

村子在塬上，离水十几里。一个整体搬迁上来的村子，房子是一模一样的排排房，红砖，白墙，蓝铁皮的门，家家门口晒着玉米和辣椒。村口立着块水泥牌子，刻着"周家湾新村"五个字，红漆掉了一半。

我站在牌子底下，心里想，这村子叫周家湾，可它离湾——离那片水——十几里地，塬上连口井都打得费劲。名字比它指的那个东西，活得长。淹了的那个村子，早没了；顶着它名字的这个村子，还在塬上晒着玉米。

我自己的家，也在这个县，离这儿不到一百里。我没告诉我爸妈我回来了。我跟周拾一样，回来了，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没进门。

我们没敢直接找周拾他妈。找她，等于当面告诉她实情。

问了几家，都说周家的娃在深圳，好多年没回了。没有人知道他回来。没有人见过他。

我从周家湾新村出来，站在塬边上，往南边望。塬底下是斜峪关的方向。水库就在那儿。

苏晚走到我旁边。她说，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。

我说，我不确定。我把我知道的告诉她——周拾搜过眉县的天气，查过石头河水库的水位。那条新闻的配图，大片干裂的库底，泥面上隐隐约约有些墙根。跟老照片里太白山六月那道雪的角度，对得上。

我说，他这辈子就惦记两件事。一件是买回那支镜头，他做到了。另一件是看一看他奶奶说的村子。水位跌到建库以来最低——他要看，今年就是最后的机会。

苏晚说，万一他不在呢。

我说，那就当我替他看了一眼。

她没再问。说，走吧，去坝上。

我说，明天。今天不行。

我还没想好。隔着这么多年，这么多里地，见着他，我头一句话，该说什么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上了坝。

斜峪关的坝很高，土石垒的，坝顶宽得能开车。我们站在坝顶往库里看。

水退得吓人。平常该是满满一库水的地方，如今只剩中间细细一条，蓝的，绕着走。两边是大片露出来的库底，龟裂的泥，晒成灰白，一块一块翘起来，像鱼鳞，像谁家墙上剥落的旧墙皮。空气里有股腥味，是水退下去以后，晒着的泥和水草的味道。

太阳很大，坝上没有一点遮拦。

从坝的一头，有条泥路能下到库底。

我们顺着往下走。越往下，越安静，越热，脚底下的泥壳一踩一个响。

华强北那回，我也是这么往下走的，一层一层，走到最底下，去取一样死人一样的东西。这回也是往下走，走到一座水库的底。只不过这底下，露出来的不是电路板，是一个村子。

周家湾就在库底。水退到最低，它露出来了。

不是一座完整的村子，是村子的根。一截一截的墙基，青砖的，夯土的，齐膝高，横平竖直地卧在龟裂的泥里，还看得出从前的巷子、从前的院子。有一个圆圆的坑，是涝池。村口那棵老槐树，只剩个树桩，黑的，泡了几十年，硬得像铁，敲上去当当响。

这就是周拾他爷爷的村子。他奶奶讲了一辈子、说旱年能看见老槐树梢的那个村子。它整个露出来了，摊在太阳底下，晒着。

苏晚在坝坡上拍照。我一个人，往村子深处走。

走到那截老槐树桩跟前，我抬起头，看见村子那一头，站着一个人。

太阳很毒，地上的热气一股一股往上冒。那个人影，在冒着热气的空气里，有点晃，有点虚，边儿是化开的。我一时看不清。

我甚至有那么一下，分不清那是一个真的人，还是我脑子里的东西。分不清那是现在，还是很多很多年前——我和周拾扛着那台"教具"，站在这片水边上的某一个下午。水底下这个村子，那时候还在水底下。我们站在岸上，谁也没想到，有一天它会露出来，我们会走到它中间。

那个人影站着没动，也朝我这边看。

隔着一村子的断墙，隔着一地翻上来的热气，我认出了那个站姿。

站没站相，重心压在左脚上，身子往右边，歪那么一点点。

从小到大，他站着，都是那个样子。

是周拾。

我朝他走过去。

走过一条条齐膝的断墙，走过那个圆坑一样的涝池。脚下的泥壳，一路踩得当当响。他没动，站在原地等我。等我走近了，我才看清他。

他黑了，比在深圳黑得多，是那种在日头底下干活晒出来的黑，脸上、脖子上，红黑红黑的。他瘦，可不是深圳最后那阵子的瘦——那时候的瘦是抽空的，这会儿的瘦，是结实的。他穿一身耐脏的旧衣裳，胶鞋上糊着干泥。头发剪得短，我看见几根白的。

他看着我，没有很吃惊。像是他早就知道，要是有一个人能找到这儿，那个人是我。

他先开的口。他说，你咋来咧。

关中话，尾音往下沉。这十年，他没跟我说过一句家乡话。

我张了张嘴，说了半句"我找了你……"，就说不下去了。找了多久，怎么找的，那个亮了一下的头像，那张砍一刀，那些卖掉的东西，大理，终南山，那道化掉的雪——太多了，一句也起不了头。我就站在那儿，看着他。

他没有再追问。他看得出来，我这一路，不好走。

他转身，往村子里头走了两步，回头说，来都来咧，我带你看看。

他带着我，在断墙中间走。他指给我看，这是哪儿，那是哪儿，指得很熟。

他说，这是我爷我奶住的院子。他指着一截比别处高些的墙基。他说，我奶跟我讲过多少回，门朝东开，进门一棵石榴树。他蹲下去，扒开脚边的干泥，泥底下，真有一小截朽了的树根，黑乎乎的。

他一处一处指过去，全对得上。可他这辈子，从没在这村里住过一天。这村子沉进水的时候，他还没生。他认识它，全凭他奶奶那张嘴。他把他奶奶讲了一辈子的话，一句一句，对到了地上。

我问他，你在这儿，多久了。

他说，回来小半年。他望着那条退得只剩细细一线的水，说，赶上大旱，我才看见它。我奶说的没错，旱到了底，它就出来了。

他站在他爷爷家门口那截墙基上，看着满地露出来的村子，看了很久。

太阳快到正午，他的影子，投在龟裂的泥上，很短，短得几乎只剩他脚底下那一小圈。

我们在斜峪关待了几天。

周拾住在坝下头一间管护房，一间半的平房。屋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一个煤气灶，墙上挂着救生圈和一卷尼龙绳。桌上一个搪瓷缸子，一台旧收音机。跟他深圳那个隔断间比，这儿宽敞些，可一样干净，东西一样码得整整齐齐，多一件的都没有。他走到哪儿，都把日子过成一个样。

他每天巡库两趟，早一趟晚一趟，沿着库岸走，看有没有人野泳，有没有人下网，有没有漂上来的死鱼死畜。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一样一样的，条理分明，像在交接一份正经的工作。

我这才明白，他不是躲到这儿来混日子的。他是把"守着这库水"，也当成了一件要好好干的活。他这个人，好像非得手里攥着一件能好好干的活，才站得住。

那几天，我们没怎么提过去的事。

他不问深圳，不问公司，不问他消失以后的那些日子。我也不敢先开口。我们聊的，都是眼皮子底下的：水位还得降多少，库底那些鱼退到哪儿去了，塬上的猕猴桃今年套袋套得早不早。

有一晌午太热，我们仨坐在管护房门口的阴凉里。他削了个苹果，削得皮一整条不断，切成几牙，一半递给我，一半递给苏晚，自己不吃，看着我们吃。

苏晚接过去，拿在手里，没马上吃。她抬起眼看了周拾一下，很短的——短到我差点没注意到。然后她低下头，咬了一口。

我一直偷偷打量他，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来。想看他这半年，是过得好，还是不好；是想开了，还是垮了。可我看不出来。他很平静。平静得让我心里发慌——我分不清，这份平静，是他终于把什么放下了，还是他把自己，也跟着那个村子，一起沉到水底下去了。

临了，我还是把他妈的事，跟他说了。我在村里没找到人知道他回来，可我还是给他妈打了个电话。

我说，走之前，我给你妈打了个电话。

他削苹果的手，停了一下。

我说，她以为你还在深圳。她说你有两三个月没打电话了，她惦记。我没敢跟她说实话。我跟她说，你挺好，在忙一个大项目。

他没吭声，把手里的苹果削完，慢慢地削，皮还是一整条，没断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，谢谢你。

他说的是"谢谢你"。谢我，替他把那个谎，圆下去了。

就那三个字，我全懂了。

他不会回去。不回深圳，也不回那个塬上的家。他要的，就是这么待着——待在离他妈十几里、够不着又望得见的地方，让她一直以为，她儿子在很远的地方，好好地活着，好好地上着班。

他不是要死，也不是要活。他是要"不见"。他把"不见"，当成了他最后能给他妈的东西：一个没有输、还在深圳好好上着班的儿子。

那天晚上，管护房那台旧收音机，滋滋啦啦地响。他拧了半天旋钮，拧到一个还算清楚的台，正好是天气预报。播音员说，关中旱情持续，未来一周，仍无有效降水。

他听完，把收音机关了。

他说，还能再看几天。

我来的时候，是想把他带回去的。

带回深圳，或者带回那个塬上的家，随便哪儿——带回"正常"的日子里去。我一直以为，找到他，就是把他从水底下捞上来。

可这几天，我看着他巡库，削苹果，听天气预报，看着他把日子过得那么齐整、那么平静，我慢慢明白，我错了。这不是把人从水里捞上来的事。他不是掉进去的，他是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的，走到一个他觉得踏实的地方，站住了。

我要是硬把他拽回去，拽回那个给他 3.25、跟他说"你再好也没用"的地方，那不是救他。那是把他重新按回水里。

所以我决定，不带他回去。也不告诉任何人，我找到过他。他要"不见"，我就让他"不见"。

只有一件事，我没法一个人替他扛。他妈。

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跟他说，别的我都不管了，随你。可你妈，你得给她打个电话。不用回去，不用见面，就打个电话，让她听个声。她要的，就这么点。

他沉默了很久。管护房外头，虫子叫成一片。

他说，我怕我一开口，她就听出来了。

我说，听不出来。你这些年，不都瞒过来了么。再瞒一阵，等她……

我没往下说。等她什么，我说不出口。

他也没接。我问了一句：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妈吗。

他又沉默了一会儿。管护房外头，虫子叫成一片。然后他说，很轻，像在对自己说——

"猕猴桃收到了。你跟她讲，猕猴桃收到了，甜得很。"

过了半天，他说，我想想。

走那天上午，我们仨又下到库底，去看那个村子。

旱还在旱，水又退了些，村子露得更全了。周拾走在前头，我跟苏晚跟在后头。走到村子当中那片空地上，他停下来，望着他爷爷家那截墙基。我和苏晚，一边一个站在他两旁，也不说话，跟着他一起望。

三个人，站成一排，背对着大坝，望着一村子露出水面的老墙根。

我摸出那台理光。

从深圳出来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。头天晚上，我给它装了一卷新胶卷——这是十年来，我头一回给它装胶卷。

我举起相机，从取景器里看出去。

取景器里，是周拾的背影，是他爷爷的村子，是那截门朝东开、进门有过一棵石榴树的墙基。是他奶奶讲了一辈子、他自己惦记了一辈子、如今终于露出水面的那个村子。

高中的时候，周拾欠我一张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记着这笔账。可站在这儿，从取景器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才明白，欠的人是我。他惦记了半辈子的这张照片，他自己没拍成——镜头买回来，擦得干干净净，供着，一张没按过。这一张，该我替他拍。

快门有寿命，不许空按。这是他教我的。

这一按，不是空按。这是我这十年，按下的头一张，也是最实的一张。

我按下了快门。

咔哒。一声，很轻。像一件放了很多年的旧东西，终于合上了。

太阳很大，周拾没有回头。快门声落下去以后，库底静得能听见——远处那条退剩的细水，在龟裂的泥中间，一声不响地，往低处流。

回到深圳，是七月。这些，都是今年夏天的事。

回到深圳以后，我给苏晚发过一条消息。问她，电台还在做吗。她隔了两天回我，说，在做。又说，那段雨还在用。我回了她一个抱拳的表情。周拾当年在拼多多群里用的那个表情。

我没跟任何人说，我找到了周拾。没跟他家里说，没跟旁人说，也没跟公司说——我已经没有公司了。他还在斜峪关，守着那座水库。

前些天听说，水位回上来了。八月末一场秋雨，接连下了几天，把那个村子，又淹回去了。它露了一个夏天，又沉下去了，安安静静地，等下一个大旱。

十月里，周拾他妈的猕猴桃，照旧寄来了。两箱。一箱写着我的名字，另一箱上头，写着"麻烦捎给拾娃"。

我给她回了个电话，说收到了，说拾娃挺好，让她放心。心里那本账上，又添了一句。

周拾那一箱，我没舍得吃，也没法给他捎去。放在阳台上，搁了一个礼拜，烂了几个。我把烂的挑出去扔了，剩下的，还是没动。它就那么摆在阳台的角落里，一天一天，慢慢地软下去。

搬家这天晚上，箱子都堆在客厅，我谁也没拆。我只开了防潮箱，还有，把那卷在眉县拍的胶卷，冲了出来。

一卷三十六张，我只拍了几张。大半是那个村子——露出来的墙根，涝池，那截像铁一样的老槐树桩。有一张，是周拾的背影，站在他爷爷家门口。

还有一张，是我冲出来才发现的：是苏晚。她站在坝上，回头看我，没防备，眼睛眯着，因为太阳太大。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，按下了这一张。

我把周拾的背影，还有那个村子，收进了防潮箱，压在理光下面，跟那三十七张老照片放在一起。

那第三十七张，三个少年，我还是数着三个人。周拾我找到了，可这一张，我到底没问出口——问了，他也未必答；就算答了，我未必信。有些东西沉到底下，你就让它在底下待着。

苏晚那一张，我没放进箱子。我把它立在了新家的窗台上。

窗外没有雨。深圳的十一月，干得很，晒了一天的楼，入夜还温着。我给防潮箱换上新炒的干燥剂，蓝的，一粒一粒。屏幕上的湿度，慢慢往下走。

苏晚在照片里眯着眼，看着镜头，看着我。她身后是那道大坝，坝那头的水，那时候还没退。

玻璃外面，又是一片亮着的、别人家的窗。

后记

这本小说里的周拾，没有原型。

但他做过的事——外包、自考、转正、被裁、找八个月工作、卖光闲鱼上的东西——每一件，都有人做过。我只是把这些事放在了一个人身上。

写这本小说的两年里，我搬过一次家。搬家的时候，我也扔掉了一些东西。有一件是前公司发的纪念品，上面刻着年份。我站在垃圾桶前犹豫了一下——跟小说里写的一样。小说里的叙述者把它放进了可回收那一格；现实里，我把它扔进了普通垃圾。它不可回收，这一点我在现实里比在小说里更清楚。

写这本小说最难的，不是结构，不是语言，是克制。周拾从深圳消失以后，他去了哪儿——我不能替他回答。他是抑郁吗？是累了？是对整个系统失望了？这些答案我一个都没写进正文，因为一旦写进去，这个故事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了。它会变成我的解释，而解释是对人的不尊重。一个人沉到水库底下，不一定需要一个理由。有时候"不解释"就是他最后的尊严。

这也是为什么叙述者最后选择了"不救"。不是冷漠，是尊重。他替周拾按了一次快门，这是他能做的最多。再多一步，就是拽。

苏晚那张照片，我写到最后才意识到它的存在。叙述者不记得他按过快门——我也不记得。写到倒数第二段的时候，苏晚自己站到了取景器里。这种事在写作里不常发生，但发生了你最好不要拒绝。

谢谢周拾。谢谢苏晚。谢谢那个坐在垃圾站分拣纸板的大叔。谢谢所有在这座城市里搬过家的人。

镜中影

二〇二六年七月

后记

这本小说里的周拾，没有原型。

但他做过的事——外包、自考、转正、被裁、找八个月工作、卖光闲鱼上的东西——每一件，都有人做过。我只是把这些事放在了一个人身上。

写这本小说的两年里，我搬过一次家。搬家的时候，我也扔掉了一些东西。有一件是前公司发的纪念品，上面刻着年份。我站在垃圾桶前犹豫了一下——跟小说里写的一样。小说里的叙述者把它放进了可回收那一格；现实里，我把它扔进了普通垃圾。它不可回收，这一点我在现实里比在小说里更清楚。

写这本小说最难的，不是结构，不是语言，是克制。周拾从深圳消失以后，他去了哪儿——我不能替他回答。他是抑郁吗？是累了？是对整个系统失望了？这些答案我一个都没写进正文，因为一旦写进去，这个故事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了。它会变成我的解释，而解释是对人的不尊重。一个人沉到水库底下，不一定需要一个理由。有时候"不解释"就是他最后的尊严。

这也是为什么叙述者最后选择了"不救"。不是冷漠，是尊重。他替周拾按了一次快门，这是他能做的最多。再多一步，就是拽。

苏晚那张照片，我写到最后才意识到它的存在。叙述者不记得他按过快门——我也不记得。写到倒数第二段的时候，苏晚自己站到了取景器里。这种事在写作里不常发生，但发生了你最好不要拒绝。

谢谢周拾。谢谢苏晚。谢谢那个坐在垃圾站分拣纸板的大叔。谢谢所有在这座城市里搬过家的人。

岛主王仙客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